一个星期前，也就是3月21日，我的乌干达同学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回不去家了。“我买了一张明天回国的机票准备回家，但是乌干达总统说从明天开始所有人不得入境。”他写道。“我身上也没什么钱了，纽约也没有亲戚。我这一周什么都做不下去，一直在难以承受的压力和焦虑中度过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我不知道”

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，很同情他的遭遇。不过又想，对于医疗条件并不发达的国家，彻底关闭边境可能是防疫的最好的方法吧。

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到，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里，我也会陷入同样的焦虑中。 

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改为线上授课之后就订了五月初回国的机票，当时以为纽约疫情还不是很严重，觉得可以在五月以前控制住，所以就没有着急回家，而且也意识到坐飞机的确有感染风险。星期二上网课的时候我把我的想法跟老师说了一下，老师说看纽约现在的趋势，在五月前控制住怕是很难。

结果一下课，我就发现我的五月初的机票被取消了。

 那我到底什么时候走？我五月就毕业准备回国工作了，而毕业前所有的课都要在线上完成，而回国之后也一定要留出隔离的时间才能去上班。这么一想其实早点回去也挺好，没有必要再拖了。

 最重要的是，父母真的很担心我。看着纽约的病例不断上涨，他们不断打电话让我订四月的机票回去，甚至把所有银行卡的信息都发给了我，然后把信用卡的额度一再提高，让我看到票就买。

 妈妈跟我说，“我每天都求观音菩萨保佑我女儿平安。”听到这话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。

 于是，我一共花了十多万买了3张四月份回国的机票。因为航班一直在缩减，本以为订三张的话总有一张可以走成，结果3月26日民航局的一个通知给几乎所有留学生泼了一盆冰水：自3月29日起，国内每家公司每周每个国家只保留一个客运航班。

 哥大原来热闹的回国群突然也安静了下来。那时四月的机票一张都买不到了，大家只好等待着，看最终留的是哪一趟航班。

 一天后，各个航空公司终于“开奖”了。纽约回国的航班只留了东方航空一条，一周一班飞上海。国航、南航、厦航都飞洛杉矶。而我的3张机票，没有一张是东航。一位朋友说，撤侨没等来，先撤“桥”了。

 “我这一腔报国的热血，唉，凉了。”同样被取消了三张机票的一位同学说。

 而我已经放弃抵抗，接受现实，决定和纽约共进退。而这时候最令人沮丧的是来自国内的戾气：和很多留学生一样，我早就忌惮于网友的评论，不敢看微博了。在微信朋友圈上转了一篇留学生家长写的《孩子准备登船的时候，祖国怎能撤掉跳板》的文章，又被一个阿姨说不懂得自我牺牲、不具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

 我不明白，今年的毕业生，四月不回，五月也要回去的。到时候挤压到一起，岂不是防疫压力更大？

 不过也有好消息。特朗普终于不再说“中国病毒”了，街上戴口罩的美国人也多了起来，中国留学生出去采购食物的时候也很少因为戴口罩被歧视了。人说抗击新冠病毒，留学生跑了全场。其实抗击戾气和歧视，留学生也跑了全场，上半场来自国外的“中国病毒”，如今转场到了国内的“千里投毒你最快”。我也终于知道武汉、湖北人的不易。所以感同身受很难，只有身受了，才会感同。

 上周上课的时候，老师提到了一个概念，他者化 (othering)。在新冠病毒在中国爆发的时候，美国犯了他者化的错误，认为中国的遭遇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所以放松警惕，导致如今病毒大爆发。而我何尝不是犯了同样的错误？美国之于中国，我之于乌干达同学。

 尽管身在纽约，我是一个异乡人。但疫情当前，每个人都需要精神支持，这个时候只能把自己当纽约客，相信纽约最终会挺过去。只是觉得很对不起在国内的父母，他们还得替我担惊受怕不知多长时间。

 3月25日，纽约市长白思豪说纽约的四月和五月将比三月更加艰难。他还说一半的纽约人可能会感染。不过，纽约州长科莫每天的新闻发布会都公开透明实事求是，用数据说话，让人少一些恐慌，多一些安慰。

 3月28日，纽约下了雨，外面除了雨拍打窗户的声音，也就是救护车的警报声了。纽约市的病例也达到了近三万。新闻在不断的重演：医院缺防护物资、病人在家得不到救治只好网上求助、医护人员感染死亡…仿佛只是地点从武汉换到了纽约，时间也推后了两个月。

 同一天，特朗普说他正在考虑纽约封城，限制出入纽约市的交通，而晚上又改口说不封了。中国和美国的政策每天都在变，而我和一些其他想回国的朋友暂时也不准备离开纽约去别的州“逃疫”。中国民航局官员答记者问时说过，将“根据实际需求，对一些需求集中、飞行目的地有接收能力的城市，视情启动针对海外华人的重大航空运输保障机制，开行临时班机或包机”。所以，我们也抱着一丝希望。